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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开国诸臣绝大多数起自布衣

发布时间:2020-12-25 07:18:00 阅读: 来源:非开挖工程厂家

西汉开国诸臣,绝大多数起自布衣

西汉开国诸臣,绝大多数起自布衣。“布衣”,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,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,其中包括农民、手工业者及没有官爵的地主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总结汉初政治结构,称之为“布衣将相之局”。“汉初诸臣,惟张良出身最贵,韩相之子也。其次则张苍,秦御史。叔孙通,秦待诏博士。次则萧何,沛主吏掾。曹参,狱掾。任敖,狱吏。周苛,泗水卒史。傅宽,魏骑将。申屠嘉,材官。其余陈平、王陵、陆贾、郦商、郦食其、夏侯婴等皆白徒。樊哙则屠狗者。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。灌婴则贩缯者。娄敬则鞔车者,一时人才皆出其中。致身将相,前此所未有也。盖秦、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。”(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)

“汉初布衣将相之局”――天地一大变局,用现代辩证眼光来看,不乏偶然中有必然、偶然与必然相互作用的结果,赵翼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。他认为,“自古皆封建诸侯,各君其国,卿大夫亦世其官,成例相沿,视为固然。其后积弊日甚,暴君荒主,既虐用其民,无有底止,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,祸乱不已。再并而为七国,务益战争,肝脑涂地,其势不得不变,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,一时亦难遽变。于是先从在下者起。游说则范睢、蔡泽、苏秦、张仪等,徒步而为相。征战则孙膑、白起、乐毅、廉颇、王翦等,自身而为将。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。”(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)战国晚期,贵族政治体系实际上已经动摇,秦开一统之局后,虽然在任用大臣上已经打破完全世禄的传统,但是高级统治者依然是王侯世袭。直到汉初,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,新兴贵族权位不再一劳永逸,只要皇帝一句话,随时可以取消,“天之变局,至是始定……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,始荡然净尽,而成后世征辟、选举、科目、杂流之天下矣,岂非天哉!”(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)由此可见,“布衣将相之局”的出现,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变化的必然趋势。

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,萧曹以布衣为卿相,古代贵族世袭的局面被破坏无遗,这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首先,由于刘邦及其左右将领绝大多数出身草莽,识字不多,在制度建设方面毫无认识,因而机构设置一承秦制,中央政府沿袭三公九卿制,地方政权亦实行郡县制,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,从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局面得以延续下来,“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以持续发展的统一王朝,它以王朝重建的形式保存了秦朝首次统一的历史成果,从而使大一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结构。”(晓红《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》,《山西师大学报》2001年第4期)汉承秦制还表现在方方面面。汉初,萧何为相,“攥摭秦法,取其宜于时者,作律九章”(《汉书》卷二十三);叔孙通定汉诸仪法,“颇有所增益减损,大抵皆袭秦故。自天子称号,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,少所变改”(《史记》卷二十三)。又张苍定章程,“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,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,弗革。推五德之运,以为汉当水德之时,尚黑如故。”(《史记》卷九十六)。钱穆先生认为:“要之汉初政局,大体因袭秦旧,未能多所改革。此由汉廷君臣,多起草野,于贵族生活,初无染习,遂亦不识朝廷政治体制。又未经文学诗书之陶冶,设施无所主张,而遽握政权,急切间惟有一仍秦旧,粗定规模。”(《秦汉史》)其分析可谓至纤至诚。这样,秦代各项典章制度得以保存下来,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其次,由于汉廷君臣都生长于民间,具有朴实的本色和平民化的精神,再加上他们都亲眼目睹了秦的暴政并经历秦末战火的洗礼,因此政权建立之初,他们较能接近社会下层,对农民的压榨、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,对劳动人民实行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。汉高祖刘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。刘邦出身相对贫寒,当政前的时光是在民间度过的,因此,他能体察民情,了解民间疾苦。同时,他又是秦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参与者与领导者,亲眼看到了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伟大力量,这使他对农民起义心有余悸,对秦王朝的灭亡铭记于心,力图从各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,以资借鉴。他当政后,悉去秦的各种苛法,采取安抚的办法,稳定整个社会,“无为而治”被确立为新的治国方略,并采取一系列措施,如下令士兵复员回乡,免除若干年徭役,释放奴婢,调整秦王朝的高税政策,减轻赋税等。有其君即有其将相。汉初官僚阶层多崛起草野,粗朴之风未脱,谨厚之气尚在,因此作风较宽仁,崇尚恭俭无为。萧何以丞相之尊,置办田宅时,仅挑选穷僻之处,经营宅第,也不大兴土木,曰:“后世贤,师吾俭;不贤,毋为势家所夺。”(《史记》卷五十三)“斯则汉祖之大度,萧相之恭谨,所由以创开国弘远之模也。”(《秦汉史》)汉承秦而不类秦,“汉初之规模法度,虽全袭秦制,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,则是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。其一动一静,一宽一密之间,秦政乃战国紧张局面之掉尾,而汉治则为以后元气恢复之开端。此中分界,并不在法规制度之相袭,而惟在心情意态之有异也。”(《秦汉史》)布衣将相的出身和经历,对他们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,为“文景之治”奠定了基础。

再次,布衣将相之局还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,使其保持某种布衣的朴素作风,表现在汉初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还不那么森严。由于布衣将相文化程度有限,不熟悉朝廷各项繁琐的政治体制,因此汉初礼仪俭省,秦的各种仪法悉被去除,一切务在简易。史书记载,“汉王已并天下,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,通就其仪号。高帝悉去秦仪法,为简易。群臣饮争功,醉或妄呼,拔剑击柱,上患之。”(《汉书》卷四十三)后来叔孙通定汉诸仪法,“竟朝置酒,无敢蕹哗失礼者。于是高帝日:‘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’”(《汉书》卷四十三)钱穆先生评曰:“叔孙朝仪无足论,然此等处,正可映见汉廷君臣之朴真。以平民为政府,而尤能保留其平民朴真之面目者,此在中国史上历朝君臣,惟汉初有之耳。”(《秦汉史》)

最后,汉初政治格局中,统治者注意纳谏和选用人才,任贤举能,惟善是用。“昔高祖纳善若不及,从谏如转圜,听言不求其能,举功不考其素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三十一)。“高祖宽明而仁恕,知人善任使,当食吐哺,纳子房之策;拔足挥洗,揖郦生之说;举韩信于行陈,收陈平于亡命;英雄陈力,群策毕举,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四十一)。其求才之心时有流露,当他回到故乡时,自为歌诗曰: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”(《史记》卷八)究其原因,除高祖自身因素外,还主要得力于君臣之间尚未形成森严的等级关系,门第观念淡薄,内部关系相对融洽。这种作风,是汉初布衣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,它保证了汉初各项政策、措施的贯彻实施,是汉初治天下的一条成功经验。由于有功即可授封,这又极大地激发了当时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,这种精神一直影响到后世,直到汉武帝时还出现许多“自街鬻者”,即“毛遂自荐”式 的人物,其中不少人由平民百姓而登迁。

此外,汉初朝廷财计较俭简,虽然受当时经济状况的制约,但同时也应看成是布衣将相之局的一个积极方面。

汉初实行“无为而治”,政治宽简,是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一种治国特色,其积极效果反映在后来的“文景之治”中,在当时的环境下,是一种较理想的治国方略。但是,若一任社会世态自为流变,就不免带来一些弊患。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。汉初虽也采取一些抑制商人的措施,如“重税租以困辱之”(《汉书》卷二十四),但并没阻止新商人阶级崛起,因而导致资产集中不均,社会奢侈风气盛行,贾谊及晁错诸人的奏议可作证明。文帝时,贾谊说上日:“古之治天下,至纤至悉也,故其畜积足恃。今背本而趋末,食者甚众,是天下之大残也;淫侈之俗,日日以长,是天下之大贼也。残贼公行,莫之或止;大命将泛,莫之振救。”晁错亦言之:“商贾大者积贮倍息,小者坐列贩卖,操其奇赢,日游都市,乘上之急,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,女不蚕织,衣必文采,食必粱肉;亡农夫之苦,有仟伯之得。因其富厚,交通王侯,力过吏势,以利相倾;千里游敖,冠盖相望,乘坚策肥,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,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”(《汉书》卷二十四)其次,布衣将相之局对士人阶层产生极大的影响,禁锢了这一阶层的发展。“汉初统治阶层的主流均出身于社会下层,少文而多质,缺乏广阔的精神视野和文化关怀”(夏增民《汉初士人的精神历程》,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》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),这就决定他们对士人及知识不甚尊重。这种风俗的流行,影响了汉初以至文景诸帝时的政坛风气,形成了汉初质朴务实、轻贱士人的政治风格,在这种风气下,士人阶层自然难有进身之梯,备受冷落。如“商山四皓”等人选择隐居生活,以逃避政治,形成新的逸民阶层,其数量并不在少数,使国家丧失了一大批可以致力于新政权建设的有用人才,对汉初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一定的损失。另外,汉初诸将相,虽出身低下,但都是国家功臣,在外则为王侯,在内则为卿宰。由于他们多是武夫,以军功嗣侯跻高位,这又形成了他们桀骜不驯、不服约束的性格。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斗争的结果,使一些大功臣走上了谋反这条不归路。刚刚结束楚汉战争的刘邦,又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铲除滋事叛变的功臣身上。韩信、彭越、韩王信、英布等人,谋反后要么逃亡,要么沦为阶下囚,最终难逃一死。这种下场既是他们自身的悲哀,也是布衣将相之局这一开创性政治格局的悲哀。平定这些叛乱,无疑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,同时也使人民承受了更多的生死离别和颠沛流离。

综上所述,“汉初布衣将相之局”是在秦末汉初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,他们均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。他们成分很杂,大部分出身低下,刘邦本人也包括在内。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,颠覆了世侯世卿之局的传统格局,是一个历史的进步,对汉初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,有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地方。但不可否认,布衣将相之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执政模式,它也带来一系列弊端。而且,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,“布衣”皇帝将相逐渐变成新的封建贵族,不再代表人民的意愿,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,其腐败倾向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。汉武帝时统治政策和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,这是“布衣”君臣贵族化的产物,它同时标志着汉初“布衣”政治的终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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